摘要：其对三教之定位，即颇可为陈寅恪此论之佐证。 ...

55关于翁万达与王阳明的关系，请参考郑克晟《翁万达与王阳明》（《明清史探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黄挺《潮州王门学派简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王门学派弟子没有列入翁万达，认为翁万达未曾正式执弟子礼，只是问学于王阳明。

傅斯年对哲学的理解，虽未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但傅斯年对战国子家源流的理解，启发了冯友兰对诸子学源流的思考，使其写成了《原儒墨》《原名法阴阳道德》等文，继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进一步论释了自己对诸子学源流的理解。傅斯年曾说：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明季译拉丁文之高贤不曾有此，后来直到严几道、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们为求认识世事之真，能不排斥这个日本贱货吗？傅斯年这种说法，代表一种极端否定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观念。

但是，在金先生这种精细的思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某种疑虑。因为，当胡适肯定自己对哲学只是暂下一个定义，表明他对哲学无定论的特性有所了解。在日本民族文化中，除了神道教，少有接近哲学层面的思想理论。在这些文章中，任先生强调要以现代哲学观念，确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反对把中国哲学史等同于传统的经学史。故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也只能是中国哲学的史。

若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其对象仍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偶有能反求道心之本源者，如象山等，反被诬指为禅学，遭到攻击封杀，使得心学一直沉沦而无法恢复光明。

自然，包括阳明在内的宋明儒皆极力构建尧舜执中之传与舜禹精一之学的内在关联。阳明弟子后学对此问题之解读，皆出于对颜子的推崇而实合乎阳明之意。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此外，此十六字心传因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还涉及真伪之辨，而允执厥中之传见于《论语·尧曰》首章尧舜授受，而无真伪纠葛。

学颜子之所学实由道学宗祖周濂溪提出，并在伊川名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得到更充分阐发，从而使得学颜成为理学的基本共识。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

【2】阳明也以精一批评思想不纯而有偏差者，如既主致良知而又求之见闻者，与专门求之见闻者，皆是学未精一而庞杂之表现。但是也有弟子宁愿冒躯壳起念之骂名，而坚持要求阳明给出夫子才力分两不如尧舜的理由。通过道心、精一这组概念，把中与仁关联起来，认为中即是道心，道心做到了精一则是仁，也即是中。它们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阳明在不同时期对道统的认识，反映了阳明道统思想的延续性与差异性

因此，顾炎武王学清谈误国论，有着独特的个人体验，并不能视为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34《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传》，第5414页。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6】顾氏反对阳明学，认为清谈导致神州荡覆，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以矫正王学流弊。61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

28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75页。12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四《与徐公肃司成书》，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69页。

以文学知名的唐顺之（1507—1560），也信奉阳明学，闻良知说于王畿，并曾与胡宗宪（1512—1565）协谋讨倭。明朝灭亡是个综合性的事件，【17】比如最近的环境史研究，甚至把明清易代归结于气候因素。

见氏著：《〈筹海图编〉和胡宗宪》，《学林漫录》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18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24李贽：《卓吾论略》，见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页。【45】 王门后学的重要人物王畿，列名其中。二是挖掘并彰显出王学的所谓庶民性。

【4】 那么，明清之际的王学清谈误国论到底是什么呢? 王学清谈误国论从晚明起就不绝于耳，5这一论述的经典表述是顾炎武（1613—1682）所言：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其诋陆王者，大半硁硁自守之士，空谈无补。

33黄宗羲：《蒋氏三世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8页。【59】这无疑是王学政学合一宗旨的体现。

潮州李春记书坊曾刊行《古板最新翁万达全歌》以韵语形式评述翁万达生平，民间流传有潮剧《翁万达主婚》《翁万达平南》等，据说在泰国有英勇大帝庙百余处，祭祀翁万达，可见翁万达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葛荣晋著有《韩国实学思想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外采缎二匹，盘金十两。此时阳明学首当其冲，晚明的种种乱象很自然地被归咎于阳明学所致。该书着眼点主要在李材的讲学经历与学派建构方面。居上间关夜行昼伏，除六月方抵家。

【41】 郑若曾显然不可能以一人之力编纂如此鸿篇巨制，据其自称，是编也，肇意于荆川（唐顺之），玉成于龙池（王道行），而少保公（胡宗宪）实釐正之， 翼而辅之者，有胡松、杜拯、范惟一、唐爱、凌云翼、谭纶、王春泽、唐枢、严中、茅坤、戴冲霄、黎秀、戚继光、蔡汝兰、俞献可，【42】将此与《筹海图编》书后的参订姓氏名单进行比较： 胡宗宪、唐顺之、胡松、罗洪先、杜拯、李遂、杨博、邹守益、袁炜、翁大立、王畿、周如斗、赵贞吉、张时彻、曹邦辅、任环、唐爱、凌云翼、熊桴、刘景韶、罗汝芳、王道行、谭纶、李春芳、王崇古、杨成、王春泽、蔡汝楠、侯一元、朱希周、唐枢、潘恩、严讷、张景贤、赵承谦、茅坤、周思兼、范惟一、陆师道、张元忭、严中、王慎中、张情、殷迈、许论、吴子孝、曹三旸、徐栻、章焕、徐敦、华察、钱有威、徐学谟、袁洪愈、章美中、归有光、张宪臣、郭仁、徐师曾、袁尊尼、皇甫汸、王应电、王宇、俞大猷、戴冲霄、黎秀、戚继光、蔡汝兰、俞献可、徐渭、沈明臣、邵芳、李续、李希直、郑文茂、邵晓、舜臣、郑旦、邵炳。4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八册;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上下），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查阅由王畿门人周怡编辑的《龙溪王先生集》，没有发现王畿曾参与抗倭或游胡宗宪幕的材料。翁万达毕竟是武将，平常以操练征战为事，没有时间撰写讨论思想学术的文章，在《与张静峰中丞书》中感慨说：方今北虏陆梁，海内虚耗，国事日非。

考察以上研究所依据的史料，第一种路径主要依靠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著述，第二种路径则主要是根据王门后学的讲学活动，对此类讲学史料的梳理，成为庶民性论断的主要史料依据。晚明到清代对王学的批评，大多基于程朱学的立场，正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凡崇朱氏学者，称先朝之乱由于学术不正，其首祸为王阳明。

【43】 列入这份参订人员名单的共79人。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王阳明本人虽然文治武功并重，但较诸朱熹，文字著述实在差距太远。弟曰：余观其《学》《庸》，亦颇采阳明语，何也?宁人大咍，以为妄，问弟见诸何书，弟偶失记，无以应，益大噱，久之，曰：君元来于此事甚浅。

此外，列入参订姓氏名单者，一部分是朝廷抗倭的主导人物，如总督胡宗宪、兵部尚书杨博、浙江布政使郑旦、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裕州知州王宇、兵备副使吴子孝、佥都御史唐顺之和章焕、御史徐栻、徐敦、周如斗，刑部河南司主事郭仁，等等。观其侄孙高阳（孙承宗），及急杨（涟）、左（光斗）之难，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

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

45郑若曾：《叙倭原》，见氏著：《筹海图编》卷一一上，第717页。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